“蝸居”一詞最早比喻屋之形狀而非大小，但后來漸成“屋宇窄小”的代名詞。
“蝸居”一詞最早比喻屋之形狀而非大小，但后來漸成“屋宇窄小”的代名詞，這種變化發(fā)生在1000多年前的三國魏晉時期。
晚清學者徐時棟曾對“蝸居”一詞頗感興趣，但因不解其意而問及友人：“物之小者甚多，何必以屋小為蝸居？”友人對此“皆不能答”。后徐時棟在對蝸牛做過一番考察后，恍然大悟。其曰：“蓋凡殼蟲不一，大小亦不等。然蟲身長大，則殼與之俱長。惟蝸牛，始生時在殼中。及稍長，即脫殼而去，殼不與其身俱長也。以譬人家屋小，不能容多人耳。”
徐氏對上述解釋頗感得意，而對五代后唐時人馬縞在《中華古今注》中的解釋則不以為然?！吨腥A古今注》曾稱：“野人為圓舍，狀如蝸牛，故曰蝸舍。”即從建筑形狀的角度，以“蝸牛”一詞比喻“圓舍”。然而在徐氏看來，“蝸居”是用以形容“屋小”而非“屋圓”，進而反駁道：“物之圓者，何獨蝸牛？且蝸牛亦何嘗圓也？”（見《煙嶼樓筆記》）
據(jù)目前所見及，最早以“蝸”字形容居住環(huán)境的是《三國志·魏書·管寧傳》。該書記載，漢末隱士焦先露首赤足，結(jié)草為裳，“自作一瓜牛廬，凈掃其中；營木為床，布草蓐其上。”經(jīng)裴松之的考證，此處“瓜”字當為“蝸”字解，且裴氏對此補充解釋道：“蝸牛，螺蟲之有角者也，俗或呼為黃犢。先等作圜（同圓）舍，形如蝸牛廬。”可見，至遲在《三國志》成書之晉朝，已有“蝸牛廬”一稱，且據(jù)裴松之所注，蝸牛廬確系為“圓舍”。
另據(jù)西晉崔豹《古今注·魚蟲》中的解釋，“蝸牛，陵螺也。野人結(jié)圓舍如其繆，故曰蝸舍”。從此點來看，《中華古今注》中以“蝸舍”比喻“圓舍”實與魏晉以來的解釋一脈相承。當然，上述所提“圓舍”不敢說其必不簡陋，但起先“蝸居”一詞主要用來比喻屋之形狀而非大小，已屬顯然。那么，三國魏晉之際，本以形容“圓舍”的“蝸居”，何時逐漸變成后世專指“屋宇窄小”的代名詞呢？
據(jù)大量材料顯示，唐宋之際，蝸牛廬（或蝸廬）、蝸舍等稱不絕于史，且對早先魏晉“蝸牛廬”的故事多加提起，但“蝸”字具體語義已由原先“圓形”而向“窄小”發(fā)生轉(zhuǎn)變，甚至成為“貧窮”的代名詞。如唐初駱賓王有詩言：“鶉服長悲碎，蝸廬未卜安。富鉤徒有想，貧鋏為誰彈。”而白居易更是言及：“庭小同蝸舍，門閑稱雀羅。火將燈共盡，風與雪相和。”
在宋代一些失意貧居的文人詩詞中，常可感受其“蝸廬”生活的苦寒。如陸游曾多次以“蝸居”一詞入其詩文：“局蹐蝸廬迮，蕭條鶴發(fā)新。途窮貧入夢，身老病欺人。”宋人黃庭堅亦有“孤材小蝸舍，乞火乾履襪”留于后世。當然，唐宋之際，“貧窮”者并未落魄到動輒遭人不恥的地步，故而宋代與“蝸居”相關(guān)的故事，時常也散發(fā)著“窮且守道”“貧益志堅”的逸致豪情。如唐人李商隱即吟唱道“自喜蝸牛舍，兼容燕子巢。綠筠遺粉籜，紅藥綻香苞。”宋人在編纂《冊府元龜》時，頗為陶醉于后周蕭太圜田園式的“蝸居”生活，即“面修原而帶流水，倚郊甸而枕平皋，筑蝸舍于叢林，構(gòu)環(huán)堵于幽薄。近瞻煙霧，遠睇風云，藉纖草以蔭長松，結(jié)幽蘭而援芳桂，仰翱禽于百仞，俯泳鱗于千潯”。
明清之際，蝸舍、蝸廬、蝸居等詞已完全脫離原初“圓舍”之意，而大多是借以描述所居房屋窄小簡陋。有意思的是，明清大量反映當時市井生活以及頗能折現(xiàn)時人心境的小說中，即常將“蝸”字與“窄”“陋”“小”等字連用。明末凌蒙初在《初刻拍案驚奇》卷2中說及：“窄小蝸居，雖非富貴王侯宅；清閑螺徑，也異尋常百姓家。”此處既非“王侯宅”又非“百姓家”的“蝸居”，實際上是個“上比不足而下比有余”的小康之戶。
“蝸居”窄小不能容納多人，自然成為時人不能或不愿留人住宿的絕好理由。清代小說《棚閑話》中寫及一位老人拒絕請求留宿者，即以“屋宇蝸小，不敢相留，須往前村二三十里方有歇店”為辭。《儒林外史》11回中也提及楊執(zhí)中不欲挽留三先生、四先生住宿，便言“奈鄉(xiāng)下蝸居，二位先生恐不甚便”?！读凝S志異》卷4中寫一書生見到“笑彎秋月而羞暈朝霞”的公孫九娘時，不無偏見地贊道：“可知是大家，蝸廬人焉得如此娟好！”在這里，“蝸廬”幾成“貧賤”的代名詞而頗具貶義色彩。
明清之際，因“蝸居”一詞的頻繁使用，甚至致其原初的詞性亦時有變化，如《蘭花夢》第22回提及銀屏準備到寶林的閨房“細看看”時，寶林便說道：“沒有看頭，蝸居得很！”此處“蝸居”二字已由原來的名詞轉(zhuǎn)變成形容詞。
明清小說之中的蝸陋等詞，有時固屬劇中主角謙虛自抑之語，但作為劇外主角的作者頻頻使用這些詞語，亦能間接折現(xiàn)出時人因居所窘迫而產(chǎn)生的局促之感。當然，明清文人時以“蝸居”自謙居所簡陋，有時亦是表露自己的高風亮節(jié)。同光中興名臣曾國藩曾作“蝸廬抱奇景，高視羲皇前”一詩，益見其豪邁樂觀之胸襟；清人梁章鉅所吟“不辭蝸室陋，詎煩鵲枝繞”及方浚師對“靜爇爐煙，蝸居頻掃；歸謀斗酒；蟻釀新藏”生活的謳歌，則反映出二人皆不以貧為苦的閑情逸致。應(yīng)當指出的是，上述只為一己之身而考慮的隱士般的“蝸居”生活，頗與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不符，故而曾引起清人吳子光的激烈反對，其稱：“士君子志存利濟，已無力置萬間廣廈庇寒士以歡顏，乃僅為一身一家之謀，即水榭風亭比之玉山佳處，亦不過自了漢耳，而況草草蝸牛廬歟？”（《臺灣紀事》卷2）
民國之際，“蝸牛廬”一語仍時常見于詞林語匯之中。魯迅在1930年在一次學校演講中批評當時政治環(huán)境不利于“象牙塔文藝”的發(fā)展時諷刺道：“不久可以出現(xiàn)的，恐怕至多只有幾個蝸牛廬。”其后來的《二心集》序言中解釋道：“蝸牛廬者，是三國時所謂‘隱逸’的焦先曾經(jīng)居住的那樣的草窠，大約合現(xiàn)在江北窮人手搭的草棚相仿，不過還要小，光光的伏在那里，少出，少動，無衣，無食，無言。”在魯迅的眼里，魏晉時期“蝸牛廬”已完全變成當時“江北窮人手搭的草棚”之類的設(shè)施，最終使其原初“圓舍”之義完全淹沒不彰。
